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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危机中挣扎,但是,也不要低估他们调整、改革和恢复的能力与潜力。不能为我们比较好的处境而沾沾自喜。总之,我们面临新的任务,新的环境,也有新的机遇。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压力与改革,改革可以创造新的活力。我们靠改革开放创造过去3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我们也应该通过进行新的改革开放来实现今后30年的黄金发展期。 中广网长沙3月8日消息(记者张毛清)受3月1号开始的强降雨影响,湘江长沙站今天(8日)凌晨5点迎来今年的首次洪峰,洪峰水位32.25米。截止上午11点,长沙站水位达到32.29米。 今年以来,低温雨雪天气一直困扰着长沙,1至3月长沙的阴雨寡照天是6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根据水文气象分析,今年汛期的雨水将出现前多后少,汛期总降水量与历年均值基本持平,但比去年多,约为1300毫米。另外,降水高度集中,有局地山洪或洪涝发生,7月雨季就将结束,夏秋两季高温干旱。市内主要支流可能出现较大洪水,湘江干流长沙站将出现超36米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 据历史资料分析,湘江在3月份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的年份上一次是1998年,距今年已有14年。目前,湘江第一次洪峰正继续向下游推进。湖南省防汛指挥部要求沿江各地要加强险工险段的巡查防守,确保工程安全和防洪安全。 [导读]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全国妇联专家认为,目前女官员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在最高层和基层比例很低,多主管科教文卫,中组部要求增加女性干部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女性在中国正职省长中的比例,30年来维持在约3%的水平。至2009年,女性只占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比例的11%。女官员正职少、副职多,且多在教科文卫部门。全国妇联专家认为,目前女官员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这一状况或会逐渐改变。20年来中国也在加强重视女干部培养,中组部曾多次发文强调增加女性参政比例。2月15日李斌当选为安徽省省长。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四任女省长。在她之前,分别是1982顾秀莲出任江苏省省长;2001年乌云其木格顶替车祸殉职的云布龙,出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以及2005年宋秀岩出任青海省省长。对比四名女省长履历,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大多有在党委宣传部门的工作经历,或曾出任过共青团干部,并且均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李斌与顾秀莲在履职省长前,都曾执掌过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多年在女性高官领导下工作,并就此议题进行研究和观察,全国妇联研究所副研究员杜洁认为,这些女官员,“都具备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她们不仅敏锐、实在,而且怀着对基层深深的人文关怀,常有温馨的一面。”不过,杜洁的研究也发现,在最高层与最基层,女性官员比例仍然较低。【现状】越到高层比例越低李斌、宋秀岩、乌云其木格、顾秀莲,四人就任省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时间相互错开,这意味着,从1982年至今,中国女性在省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版图中维持近3%的水平。来自中组部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女性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比例有所上升。2009年,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中,女性为11%;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3.7%;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16.6%。这个比例在2000年时,分别为8%、10.8%、15.1%。同样来自中组部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9年,女性在中共党员的比例由17.4%上升到21.7%。2001年,中组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中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的女干部,应分别不少于10%、15%、20%。2月20日,前《中国妇女报》总编助理,中国妇女状况观察员冯媛女士表示,并未感觉女性在中国政界、尤其在高层的比例有所上升。高官中女性仍然非常有限。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女性13名,比例为6.4%;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女性只刘延东一人。在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吴仪一人。【领域】多担任副职中组部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正职女干部在同级正职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省部级以上7.3%、地市级10.4%、县处级14.8%。此前,2000年的数据,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杜洁副研究员认为,这些数据背后展示了女干部的“真实生态”,任副职多、正职少。女性官员还普遍存在“副职升迁”现象。女性官员大多出任副职,提升路径也大多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副职。以何鲁丽为例,1984年从政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4年后升北京市副市长,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再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种状况或会逐渐改变。中组部2001年发布的《意见》中曾提到,“加大党政正职女干部的选拔力度,使地厅和县处两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的数量在现有基础上有所增加”。目前女性官员通常任职一般性社会管理,如教科文卫,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领域,如经济、政法界任职的较少。这可以从中组部的选拔任用女干部惯例中找到根源。中组部2001年的《意见》中还提到,“其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领导班子要首先选配(女干部)”。而在这些领域的女性较多,相对提高了女性在官员性别比例中的数据。【位置】比例在世界走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曾就《2010年国际妇女参政主要状况》做为研究报告提交给全国妇联。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月1日,中国政府部门26名正部长中仅3名女性,占11.5%,在此项排序中,中国位于世界第61名。报告还显示,1997年至2011年间,中国女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与其他国家女性在议会中的位置相比,从世界第16位跌至第55位。杜洁说,这主要是因世界各国议会中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中国则提高不大。杜洁说,女性参政已成为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当女性官员占到一定比例时,社会管理才会渗透一些女性特点,如平和、和谐。截至2010年1月,有30个国家的女部长比例达到或超过30%。女性天生体贴关怀,更有亲和力,“她们更喜欢和下属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发号施令”。相比男性,女性更有耐心、平稳、关注细节,这些特点使女性在服务型政府中具备天然优势。杜洁介绍,北欧一些国家,事实上已形成了服务型政府。杜洁认为,中国现有女性官员的比例,已无法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可以说,在中国官员的形象上,缺少了女性这一环。【原因】受限政治文化造成女性官员比例较低的原因,杜洁与冯媛均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为主要影响因素,“女强人”角色受到男权主义社会的本能排斥。在中国,女性从政的社会成本比男性高,在努力程度、家庭、生育、退休、社会评价上都会付出更多。此外,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的制度,也客观上使女官员在年富力强时就失去了机会。而一些中国官场亚文化,如喝酒等,也使女性很难融入。“关键在于一些文化中的思维限制。”杜洁举例,200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文化观念对女性领导的偏见很严重。比如,在报道女部长时,会强调贤妻良母孝媳,而报道男部长时并不描写贤夫良父孝儿。在有些新闻报道中,男性官员三过家门而不入会被赞扬,而报道优秀女官员就是工作再忙都回家做饭。“这实际上是对女性官员带有歧视的双重标准。”杜洁说。女官员的“家庭背景”是政界难以回避的问题。吴仪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曾说,“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只是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杜洁评价,女性的强项亲和力,在现有政治文化中也通常处于相对不重要位置,“女官员像男人那样执政,被视为‘狂妄’,而展现温柔和亲和,又被视为‘软弱’,逼得女官员左右为难。”【改变】同等条件“女士优先”事实上,中国曾数次出台政策,增加女性干部在各级政府、机构中的比例。1990年,中组部、全国妇联发布联合通知,要求在五年内解决县、乡两级领导班子无女干部的问题。2001年,中组部发布《意见》,要求5年内在省、市级党政、人大、政协四套领导班子各配1名以上女干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要配1名以上女干部,增加地市级以上党和国家机关中年轻厅局级、处级女干部在同级干部中的数量。女性问题观察员冯媛介绍,到现在,四套班子都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官员。不过她担心,女性配职比例,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女性参政比例上限。杜洁对此持积极态度。她说,如果没有提出比例的要求,很多地方在女性参政的组织培养上会更消极,“当然,也有一些省份在推动女性参政,这主要取决于地方主要官员对女性干部的态度”。2006年8月,中组部召开全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座谈会,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强调,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任用女干部。中国也在持续开展对女官员的执政能力的培训。2011年5月,由中组部、全国妇联、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二期“发展中的女性领导者高级研究班”开班,学员为中央、地方的省部级和厅局级女领导干部和国有骨干企业女性领导人。中组部发布的《意见》中曾提出,“重视从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选拔女干部”,“要注意把那些年纪较轻、知识层次较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女干部选拔上来”。这意味着高学历、高职称,拥有更多从政经历者将会有更多机会。杜洁透露,一个全国妇联旗下的课题组正在对中国女性政治、知识精英,以及女性村官领域开展课题研究。一些数据显示,在当今中国高校,女性精英的比例远远高于现在党政部门的比例。杜洁认为,拥有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斌当选省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新京报) 许善达 新华社资料图片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一直快于GDP增速,这一点引起社会上的很多质疑,而在全国政协委员、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看来,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起码在5年之内很难改变。他建议借机实行结构性减税,而且要作为一种常态坚持下去。许善达建议将国企利润的一部分拿出来投入社保,让作为“股东”的所有国民享受自身权益。结构性减税应常态化许善达认为,起码在未来5年之内,税收增长快于GDP增速将是一个常态。为什么呢?许善达总结了三个因素。首先,高税负的行业增长速度快于低税负的行业,比如农业的税负是比较低的,而服务业的税负相对较高。因此,税收增长速度会高于各行业增长的平均数。其次,许善达认为,现在增值税征收率已经很高了,但所得税还比较低,企业很多税种的征收率还有增长空间。据许善达分析,外汇储备可以部分地看做财政储备。“因为进口税是高于出口退税的,去年我们外贸顺差1500多亿元,但我们的进口税高于出口税3000多亿元,就是说在外贸顺差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实现了盈余。”许善达认为,现在我国的政策是不追求贸易顺差,所以进口的增长速度要比出口快,这样一来外汇储备中包含的财政储备就会释放出来。鉴于未来5年我国的税收还将保持增速,许善达提出应该把结构性减税作为长期政策,不断降低微小企业的税负,降低劳动阶层的税负。“要不断地实行结构性减税。”国民应享受股东权益许善达透露,按照财政部的报告,目前政府收入是14.6万亿元,而国内的GDP是47.2万亿元,算出来的税负比例是31%。“考虑到预算中还没有编进来的部分,我估计是35%左右。这个数字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是比较高了,和美、日等一般发达国家差不多。”许善达指出,我们的税收总量不低,但收入结构差别大,特点是用于社保的部分很少。如果不算社保,美国的政府收入只占GDP的21%,日本只有19%,而他们的社保占了整个预算的30%~40%。所以从收入上讲,还是要调整结构。怎样才能扩大社保比例呢?许善达觉得国有的经营性资本如国企,税后的利润里应该有一部分作为社保基金的来源。他解释说,国有企业本身是全民的,国有企业本身需要发工资,需要发展,但国有企业毕竟是全民的资产,股东是全体国民,必须让股东获益,必须拿出一些成果让全民共享。(广州日报 任朝亮 石善伟 李栋) 随着“三八”妇女节的来临,以女性投资消费为中心的“她时代”已搭乘“美丽”号悄然而至。今天是“三八”节,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女性理财之道。随着人们投资理财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理财大军中来。聪明知性的现代都市女性,又将如何用理财武器武装自己,使自己在多种角色中游刃有余呢?起点:理财从学会攒钱开始收入是河流,财富是水库,花出去的钱就是流出去的水,只有留在水库里的才是你的财。要想攒好钱,就要养成量入为出的习惯。女人在消费方面的自制力会比男人稍差一点,但要让一个女人完全像男人那样去消费,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样的话女人就不再是女人了,女人也就不再可爱了。但是如果你过度消费会使你无财可理。怎么去攒,其实方法很多。最简单的就是用你的工资卡做基金或者保险的定额定投,每个月定时定额地扣取一定费用,既能起到攒钱的效果,又能起到保障 ag捕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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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全国妇联专家认为,目前女官员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在最高层和基层比例很低,多主管科教文卫,中组部要求增加女性干部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女性在中国正职省长中的比例,30年来维持在约3%的水平。至2009年,女性只占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比例的11%。女官员正职少、副职多,且多在教科文卫部门。全国妇联专家认为,目前女官员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这一状况或会逐渐改变。20年来中国也在加强重视女干部培养,中组部曾多次发文强调增加女性参政比例。2月15日李斌当选为安徽省省长。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四任女省长。在她之前,分别是1982顾秀莲出任江苏省省长;2001年乌云其木格顶替车祸殉职的云布龙,出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以及2005年宋秀岩出任青海省省长。对比四名女省长履历,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大多有在党委宣传部门的工作经历,或曾出任过共青团干部,并且均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李斌与顾秀莲在履职省长前,都曾执掌过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多年在女性高官领导下工作,并就此议题进行研究和观察,全国妇联研究所副研究员杜洁认为,这些女官员,“都具备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她们不仅敏锐、实在,而且怀着对基层深深的人文关怀,常有温馨的一面。”不过,杜洁的研究也发现,在最高层与最基层,女性官员比例仍然较低。【现状】越到高层比例越低李斌、宋秀岩、乌云其木格、顾秀莲,四人就任省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时间相互错开,这意味着,从1982年至今,中国女性在省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版图中维持近3%的水平。来自中组部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女性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比例有所上升。2009年,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中,女性为11%;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3.7%;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16.6%。这个比例在2000年时,分别为8%、10.8%、15.1%。同样来自中组部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9年,女性在中共党员的比例由17.4%上升到21.7%。2001年,中组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中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中的女干部,应分别不少于10%、15%、20%。2月20日,前《中国妇女报》总编助理,中国妇女状况观察员冯媛女士表示,并未感觉女性在中国政界、尤其在高层的比例有所上升。高官中女性仍然非常有限。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女性13名,比例为6.4%;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女性只刘延东一人。在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吴仪一人。【领域】多担任副职中组部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正职女干部在同级正职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省部级以上7.3%、地市级10.4%、县处级14.8%。此前,2000年的数据,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杜洁副研究员认为,这些数据背后展示了女干部的“真实生态”,任副职多、正职少。女性官员还普遍存在“副职升迁”现象。女性官员大多出任副职,提升路径也大多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副职。以何鲁丽为例,1984年从政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4年后升北京市副市长,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再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种状况或会逐渐改变。中组部2001年发布的《意见》中曾提到,“加大党政正职女干部的选拔力度,使地厅和县处两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的数量在现有基础上有所增加”。目前女性官员通常任职一般性社会管理,如教科文卫,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领域,如经济、政法界任职的较少。这可以从中组部的选拔任用女干部惯例中找到根源。中组部2001年的《意见》中还提到,“其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领导班子要首先选配(女干部)”。而在这些领域的女性较多,相对提高了女性在官员性别比例中的数据。【位置】比例在世界走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曾就《2010年国际妇女参政主要状况》做为研究报告提交给全国妇联。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月1日,中国政府部门26名正部长中仅3名女性,占11.5%,在此项排序中,中国位于世界第61名。报告还显示,1997年至2011年间,中国女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与其他国家女性在议会中的位置相比,从世界第16位跌至第55位。杜洁说,这主要是因世界各国议会中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中国则提高不大。杜洁说,女性参政已成为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当女性官员占到一定比例时,社会管理才会渗透一些女性特点,如平和、和谐。截至2010年1月,有30个国家的女部长比例达到或超过30%。女性天生体贴关怀,更有亲和力,“她们更喜欢和下属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发号施令”。相比男性,女性更有耐心、平稳、关注细节,这些特点使女性在服务型政府中具备天然优势。杜洁介绍,北欧一些国家,事实上已形成了服务型政府。杜洁认为,中国现有女性官员的比例,已无法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可以说,在中国官员的形象上,缺少了女性这一环。【原因】受限政治文化造成女性官员比例较低的原因,杜洁与冯媛均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为主要影响因素,“女强人”角色受到男权主义社会的本能排斥。在中国,女性从政的社会成本比男性高,在努力程度、家庭、生育、退休、社会评价上都会付出更多。此外,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的制度,也客观上使女官员在年富力强时就失去了机会。而一些中国官场亚文化,如喝酒等,也使女性很难融入。“关键在于一些文化中的思维限制。”杜洁举例,200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文化观念对女性领导的偏见很严重。比如,在报道女部长时,会强调贤妻良母孝媳,而报道男部长时并不描写贤夫良父孝儿。在有些新闻报道中,男性官员三过家门而不入会被赞扬,而报道优秀女官员就是工作再忙都回家做饭。“这实际上是对女性官员带有歧视的双重标准。”杜洁说。女官员的“家庭背景”是政界难以回避的问题。吴仪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曾说,“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只是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杜洁评价,女性的强项亲和力,在现有政治文化中也通常处于相对不重要位置,“女官员像男人那样执政,被视为‘狂妄’,而展现温柔和亲和,又被视为‘软弱’,逼得女官员左右为难。”【改变】同等条件“女士优先”事实上,中国曾数次出台政策,增加女性干部在各级政府、机构中的比例。1990年,中组部、全国妇联发布联合通知,要求在五年内解决县、乡两级领导班子无女干部的问题。2001年,中组部发布《意见》,要求5年内在省、市级党政、人大、政协四套领导班子各配1名以上女干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要配1名以上女干部,增加地市级以上党和国家机关中年轻厅局级、处级女干部在同级干部中的数量。女性问题观察员冯媛介绍,到现在,四套班子都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官员。不过她担心,女性配职比例,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女性参政比例上限。杜洁对此持积极态度。她说,如果没有提出比例的要求,很多地方在女性参政的组织培养上会更消极,“当然,也有一些省份在推动女性参政,这主要取决于地方主要官员对女性干部的态度”。2006年8月,中组部召开全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座谈会,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强调,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任用女干部。中国也在持续开展对女官员的执政能力的培训。2011年5月,由中组部、全国妇联、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二期“发展中的女性领导者高级研究班”开班,学员为中央、地方的省部级和厅局级女领导干部和国有骨干企业女性领导人。中组部发布的《意见》中曾提出,“重视从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选拔女干部”,“要注意把那些年纪较轻、知识层次较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女干部选拔上来”。这意味着高学历、高职称,拥有更多从政经历者将会有更多机会。杜洁透露,一个全国妇联旗下的课题组正在对中国女性政治、知识精英,以及女性村官领域开展课题研究。一些数据显示,在当今中国高校,女性精英的比例远远高于现在党政部门的比例。杜洁认为,拥有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斌当选省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新京报) 许善达 新华社资料图片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一直快于GDP增速,这一点引起社会上的很多质疑,而在全国政协委员、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看来,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起码在5年之内很难改变。他建议借机实行结构性减税,而且要作为一种常态坚持下去。许善达建议将国企利润的一部分拿出来投入社保,让作为“股东”的所有国民享受自身权益。结构性减税应常态化许善达认为,起码在未来5年之内,税收增长快于GDP增速将是一个常态。为什么呢?许善达总结了三个因素。首先,高税负的行业增长速度快于低税负的行业,比如农业的税负是比较低的,而服务业的税负相对较高。因此,税收增长速度会高于各行业增长的平均数。其次,许善达认为,现在增值税征收率已经很高了,但所得税还比较低,企业很多税种的征收率还有增长空间。据许善达分析,外汇储备可以部分地看做财政储备。“因为进口税是高于出口退税的,去年我们外贸顺差1500多亿元,但我们的进口税高于出口税3000多亿元,就是说在外贸顺差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实现了盈余。”许善达认为,现在我国的政策是不追求贸易顺差,所以进口的增长速度要比出口快,这样一来外汇储备中包含的财政储备就会释放出来。鉴于未来5年我国的税收还将保持增速,许善达提出应该把结构性减税作为长期政策,不断降低微小企业的税负,降低劳动阶层的税负。“要不断地实行结构性减税。”国民应享受股东权益许善达透露,按照财政部的报告,目前政府收入是14.6万亿元,而国内的GDP是47.2万亿元,算出来的税负比例是31%。“考虑到预算中还没有编进来的部分,我估计是35%左右。这个数字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是比较高了,和美、日等一般发达国家差不多。”许善达指出,我们的税收总量不低,但收入结构差别大,特点是用于社保的部分很少。如果不算社保,美国的政府收入只占GDP的21%,日本只有19%,而他们的社保占了整个预算的30%~40%。所以从收入上讲,还是要调整结构。怎样才能扩大社保比例呢?许善达觉得国有的经营性资本如国企,税后的利润里应该有一部分作为社保基金的来源。他解释说,国有企业本身是全民的,国有企业本身需要发工资,需要发展,但国有企业毕竟是全民的资产,股东是全体国民,必须让股东获益,必须拿出一些成果让全民共享。(广州日报 任朝亮 石善伟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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